但市场已经变了。快播巅峰期曾拥有3亿注册用户，超过同时期的微信；而在去年3月，微信宣布月活用户突破10亿。

如今王欣和他的社交新产品正在归零重来的第一步，切入的匿名社交领域被王欣形容为是“缝隙”——足够小众、还未被大体量产品占据的细分场景和市场，他期待着挖掘出小众转变为大众的潜力，但也没有盲目乐观。王欣将心态放低，他没有对新产品达到一定用户量级给出具体时间表，甚至预想即使产品上线不成功“用户也不吃亏，可以领红包”。

在采访的最后，我们问至今将“产品经理”作为微信签名的王欣，在包括张小龙在内的一众产品经理中，他会给自己排第几位。王欣笑言产品经理最直接的考量标准是产品获得的用户数，按此标准他应该排倒数——即将上线的新产品还没有用户；但是，“我希望能往前靠一点。”王欣说。

划重点：

明天王欣将带着新产品回到用户的视野里，这一次他选择的创业方向是匿名社交。他认为，至少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产品能够取代微信。

新公司“云歌人工智能”的立足点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，王欣表示自己不明白为何当下区块链技术被炒得如此火热。他认为，人工智能更强调自由，而区块链更强调平等。

对于多年来一直高呼“欠快播一个会员”的网友，王欣感动之余不认为他们欠自己，相反是自己做得不够，他希望继续做好产品回馈这些支持他的用户。

把40岁看作是人生的一个节点，王欣说40岁以后的自己会去追求更大愿景，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价值。

新京报记者徐天鹤/摄。

以下为王欣专访全文：

谈再创业：

微信朋友圈很难有真实的表达 匿名社交是刚需

新京报：你为什么会决定再次创业？

王欣：我认为我一直在创业。为什么有（快播）还要创业？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产品或者有趣的东西。我很喜欢看用户使用我的产品的那种感觉，算是一种成就感吧。

新京报：但这种成就感的巅峰你早已体验过了。

王欣：这种感觉是持续的吧。就像是人生中，只要你不到尽头，这种感觉就一直需要的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的宿命吧，我要把这些工作持续下去。有个日本的企业家叫本多静六，他写过的一本叫《淡定的活法》，里面谈到“人生即努力，努力即幸福”，只要你不到死的那一天，你就不要放弃工作，因为你放弃的话，你可能就会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。本多静六有很多次创业的经历，甚至他在60多岁的时候，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掉之后重新投入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

新京报：十年前的创业和现在创业的感受一样吗？

王欣：就创业的感受来说，是一样的，只是创业的基础和创业的经验不一样。创业就好像谈恋爱，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找到了谈恋爱的感觉都是一样的，但你可能基础会不一样，对吧？或者你对对方的认识会不一样，你的要求会不一样。

新京报：你以前是做视频出身的，为什么会选择匿名社交作为创业方向？

王欣：宣泄也好，吐槽也好，匿名社交是有一定市场的。但某种程度上它存在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容。之前看到一些匿名社交产品都有类似的情况，但我们可能更强调一点，我们的产品是能够让用户更真实地表达的地方。今天朋友圈很难有真实的表达，甚至朋友圈已经被微商占领。随着社交关系的越来越宽泛，这时候你的表达会很慎重，很慎重的结果就是不表达。

新京报：匿名社交的机会在哪？

王欣：在今天来看，匿名社交有很大的市场机会，这是一个刚需，而且是已经被证明有需求的市场，但一直没有见到有产品做得很好，所以，我就来做了。

新京报：腾讯微信已稳坐社交第一把交椅，同时，还有许多其他匿名社交产品，选择匿名社交要与它们竞争吗？

王欣：我们的初衷不是要跟腾讯或者谁竞争，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把产品做好，帮助用户解决问题，如果一开始就直接竞争，不知道还能走多远，但匿名社交的场景是有很多的。

新京报：国内互联网已经发展了二十年，腾讯一直在统治整个社交市场，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未来会出现多家竞争的局面吗？

王欣：我觉得未来社交市场还是现在这样子，只能告诉你这个结论。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希望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变化，但真正有变化的时候，大家不一定能承受。我觉得在即时通讯领域里，一家独大的格局不会有什么变化，至少在短期内我很难看到有产品能够取代微信。

新京报：社交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一款好的社交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

王欣：核心价值不是技术，也不是某一个概念的功能，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人。

我认为，做好社交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：首先，一定是一个效率工具，它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一个事情。当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很快能想到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能够很快完成你的需求。

其次，是新链接，即交新朋友，这必须要解决老朋友的链接方式。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做一款加联系人聊天的产品，那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换呢？有微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

最后尤为重要的，是社交产品能不能天然具备经济系统。今天来看的话，如果通过烧钱来做产品的话，虽然可以融很多资，但还是不够。如果产品形成天然的经济系统，就会让这个品牌有持续的发展性，因为谁也不可能保证你永远都能融到资，或者你永远都有钱烧。我觉得这三点必须同时具备，社交平台才有可能成功。

2019年1月12日，王欣微博晒出一张自己与团队的合照。

谈投资：

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资人，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

新京报：新公司叫“云歌”，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

王欣：我在里面的时候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单词，叫Ringle。当时我就想这是什么单词，然后我就去查，结果发现没有这个单词。

新京报：就是你自己造的一个单词？

王欣：对。原来在想这个单词的时候，我在思考一个电话产品，那时候就想到了Ring有铃声、电话的意思，还有Google的结尾是gle，我把这两个拼到一起，就变成了Ringle。我想这是天意啊，至少公司的英文名字就用Ringle。后来我们把Ringle翻译成中文，叫云歌。

新京报：贝塔斯曼与IDG资本是云歌的天使投资者，这3000万美元主要用在哪些方面？

王欣：主要用在研发和推广上。

新京报：你选择投资方时会更倾向于哪一类型的投资者？

王欣：我觉得我当时选择很简单，就是看能不能交朋友，能交朋友的话就进来，所以云歌的股东有几个机构投资者，也有一些个人投资者。

新京报：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以前你在资本方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视的。可能还是更关注产品。

王欣：我确实有这个毛病。我经常提醒一些创业者，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找到切入点，有良性的发展，其实钱对产品的作用不大。公司开会的时候我也经常说，这次融资3000万美元，不是说给我看的，他是给你们看的。

这里的意思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其实有更多的人认可；另外一方面是做好一家公司和做产品，其实跟钱没有太多关系。如果钱能解决问题，那还要创业者干嘛？

新京报：有消息说如果你再创业的话，会有一群投资者排着队给你投资。

王欣：没那么多，还是一些朋友照顾，他们帮忙推荐了一些投资者。

新京报：何小鹏会不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？

王欣：嗯，有的。

新京报：你会像本多静六那样，60多岁的时候把财产全部捐出去，然后从零开始吗？

王欣：我觉得以我的性格，我估计会这么做。

新京报：不会担心风险非常大吗？

王欣：如果我的家庭各方面都处理好的话，基本的生活能保证，那为什么不能尝试呢？甚至说我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，为什么不去投资呢？我不喜欢那种感觉。我认为做投资的话，我很难投一些项目，基本上我投的项目都是我自己代入感强的项目。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我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，我觉得该怎么去做，所以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资人，但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。

新京报记者徐天鹤/摄。

谈技术：

技术无罪，但做事的人可能会犯错

新京报：在里面待了三年多，有没有影响到你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度？会不会觉得出来之后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轨？

王欣：很少，几乎没有。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评价，是我身边朋友对我的评价。我出来那一天，他们就评价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”。其实就是因为很恐惧，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各种资料，只要能打听到的。

新京报：那你在里面是怎么会什么都知道了？

王欣：有些东西是偶尔能看看报纸和杂志，然后通过一些资源片段去想象。想象当中大多数对的。所以，他们会觉得我都知道，其实，是我想出来一个东西，我觉得逻辑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有些产品我没有见过，但是，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。

新京报：在里面是保持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，会有与时代脱节的恐惧感或者恐慌感么？

王欣：当然有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学习。就是因为有，然后很恐惧，然后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打听各种资料，只要能打听到的。

新京报：这其实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应对方式，就是去克服它。但是，会有时候被沮丧打败吗？

王欣：一年当中总有几天会这样子。

新京报：从哪里搞到那些学习资料？

王欣：其实没有那么多，非常有限。就是图书馆有一些书，但是都比较老。也会有些报纸，只能说我通过自己的思考会多一点。比如，我曾看了一篇新闻，说滴滴打车很好用，你们可以马上装个滴滴，但我装不了。我在想滴滴软件什么样子，一想想几个月，界面该怎么设计，然后用户操作第一步该怎么做，第二步、第三步如何。产品经理的思维基本上大体相同。

新京报：其实你进去之前已经有滴滴了。

王欣：没用过。那会儿应该是滴滴刚出来好像，还没有成气候，也叫不到车。

新京报：有什么产品你之前是没见过的？

王欣：好多呀，我进去之前，今日头条才刚出来，但那时候我的手机还没有安装。微信支付用得比较少，还有一些短视频产品，像快手这样的产品还没有。

新京报：现在装了吗？

王欣：都装了。

新京报：你出来后便赶上了区块链异常火爆的时期。也有报道称，你看好区块链技术。

王欣：是的。

新京报：有观点认为，99%的人根本不知道区块链是什么、99%的区块链公司根本不懂区块链、99%的区块链项目是骗子。你怎么看待这么一种说法？

王欣：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太懂。

新京报：真的？

王欣：是真的。我不太懂为什么大家会把区块链炒得这么火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如果单从技术来看的话，其实区块链就是P2P+智能合约的组合技术，我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东西。

新京报：去年3月，你之前在微博上发过一张“佛系图”，并配文“看懂这张图的人来找我。”里面谈到“P2P+Blockchain+AI+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富媒体等关键字”，外界解读为，你看好区块链，招揽区块链人才。是这样吗？为什么发这个图？

王欣：是的。因为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畅想未来，现在技术已经这么牛了，人类以后怎么办？这涉及一个哲学问题，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，那人类应该去做什么？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生存之间是不是应该平衡？我们当时想的话，其实就是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相结合，这种结合是一种平衡。用现有的词语来形容，就是人工智能更强调自由， 区块链更强调平等。

平等和自由一直是两个制衡点，这在技术方面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。从哲学角度来看，作为人类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沦为无用的人。虽然有很多书都在讲，未来绝大多数人都会变成无用的人，但你愿意这样吗？我不愿意。

新京报：现在还有很多专家提出，要警惕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的威胁。

王欣：确实有可能，这不是外星人都来了，是不是（笑）。

新京报：“技术无罪”这个观点你现在还认同吗？

王欣：我觉得技术永远是无罪的，因为技术不是人，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，它应该是无罪的。你说空气有罪吗？这句话有点说不通，对不对？但是做事的人，可能会犯错。

新京报记者徐天鹤/摄。

谈快播：

网友不欠我会员，我让他们失望了

新京报：直到现在，还有很多网友在你的微博下留言说欠快播和你一个会员，你怎么看？

王欣：就是大家开玩笑吧。没人欠我会员，还是我做得不够好吧，让他们失望了。是我欠他们的。不管在我创业还是做产品的时候，用户都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

新京报：你想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？

王欣：无以回报，我能做的是回归到自己擅长做的事情上，坚持不懈地拿出好产品回报这些用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新京报：快播被称为宅男神器，当年有的人用它来浏览色情网站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
王欣：我们也很无奈。前期可能有些用户这么做，我们还没什么感觉，但用户一直在增长，越到后期我们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用户在增长的同时，你会发现产品的口碑在降低。快播增长一些用户，同时也会损失一些用户，例如我们损失了很多女性用户。本来女性用户用快播看韩剧的，但后来就不下载了，这是我们很反感的。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，花了很大的力气，但是这种斗争过程确实无奈，敌人太狡猾了。

新京报：快播出事后，你让公司开除员工，这样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获得赔偿，是吗？

王欣：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？

王欣：我觉得要保证员工利益。虽然公司解散了，但一个人犯的错和其他员工没有关系。 他们该得应有的工资和赔偿，当时我没有更好办法。

新京报：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？

王欣：是性格吧，有句话叫“慈不掌兵，义不聚财”，我两点都占了（大笑）。如果拍拍屁股走了，我会觉得不舒服，心病放不下。我不是那种容易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的人，有些人选择抛弃公司可能还活得很潇洒，但我做不到，这样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。

新京报：对于当年那些举报快播的人，你对他们有没有怨恨？

王欣：没什么怨恨。我觉得要怨恨的话，我对自己的怨恨多一点，因为好多工作我没做到位。为什么要怨别人呢？

新京报：快播被举报后，通过你给妻子写的信件能看出来，你的思想上有一些变化。

王欣：我是人不是神，但快播被举报已经是事实，我又能怎么样。这类似你问自己，你要不活着，要么就去死。那我还想活着，我就只能把这些事情放下，把该扛起的责任都扛起来。有人说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但即便只有1%是你的责任，也还是你的责任。

新京报：去年9月我们率先报道了快播破产清算，快播为什么到2018年才破产，不能早一点吗？

王欣：我不出来没有人签那个字，没人做这个决策。

新京报：对你来说，让快播破产是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？

王欣：（快播）已经失败了还管它干嘛？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你都不用看它了。

新京报：之前有一种说法，快播一直没有破产，是因为你想着保留火种？等你出来之后，东山再起。

王欣：事实上它已经死了，这个我必须要承认。可能是我家人，或者有些快播的员工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很明确告诉他们，快播都已经过去了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快播是在什么时候宣告死亡的？

王欣：进去没多久吧。因为我觉得时机已经不在了，机会已经不在了，不可能再来了。

新京报记者徐天鹤/摄。

谈个人：

40岁以后去追求更大的愿景

新京报：你是一个天生就乐观的人吗？

王欣：其实我不是一个太乐观的人，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。我只能说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只有更好的准备，才能让这件事情成，即便不成，我也想到后面该怎么办。我觉得太乐观反而不太符合我的性格，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一定会比你知道的多得多，对吧？

新京报：你错过了女儿很多重要的时刻吧？

王欣：那几年她的生日我都没参加。我刚进去的时候，她还没读书，我也没能看到她去学校的第一天，还有她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比赛呀，这些都是后来我通过看照片才了解到的。

新京报：这几年你给女儿写了很多信，当时没有告诉她你的真实情况，只说你去旅游，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告诉她？

王欣：其实我一开始就想告诉她，但是家人和亲戚不让说。事实上，我一直都没有告诉她，是我女儿自己知道的。

新京报：怎么知道的？

王欣：世界上有百度（大笑）。

新京报：她知道之后是什么样情况？

王欣：也没说什么，毕竟她还小，她对这个事情没什么感觉。

新京报：作为父亲，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在女儿的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受影响？

王欣：会有一些，但我和我女儿的关系还行。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说清楚的。人不怕犯错，这是我自己教给她的。

新京报：你女儿也有给你写信？

王欣：我有时候都不敢看她写给我的信，就是我看了一眼马上就要折起来丢掉，不能再看了，因为代入感很强，人会特别难受。有时候人在那种环境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没心没肺活，活得自在一点。

新京报：很多人会把40岁看作是人生的一个节点，即将39岁的你觉得40岁以前的人生是怎样的？

王欣：我觉得原来的个人和企业愿景偏小。比方说做快播，就是希望大家免费的看片，这不是说不是个愿景，但小了点。这次创业之后，也就是40岁以后，我会去追求更大的愿景。

新京报：这个愿景是指产品拥有更多的用户？还是说对社会更有价值？

王欣：对社会更有价值，其实这跟用户本来有关。如果说让一个人免费看片是一个需求，但是如果有更高的需要，我们叫做价值，云歌的企业文化体现了这一点。我们希望能够让人人都能找到自我实现的通道，不仅是云歌的员工，所有使用云歌产品的用户，也能找到自我的定位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、被承认，我认为这里有一些产品理念，跟这云歌里每一个人的理念结合在一起。